自遠古時代，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、欄廄、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，孟子稱作“五

    畝之宅”。數千年來，以家庭副業、樹藝木果、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

    大的成份。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于齊魯立國，姜尚、管子、晏子、墨子、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

    院經濟的主張，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。

 

　　    管子認為，“養桑麻，育六畜，則民富”，“六畜育于家，瓜瓠葷菜具備，國之富也”，“一樹一獲者，

    谷也；一樹十獲者，木也”。很顯然，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。

　　  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“仁政”措施。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、農桑、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

    農家庭經濟藍圖：“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

   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�！�

 

　　  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。孟母三遷的故事，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。東鄰殺豬，也要

     問個為什么。孟母失口說了個“啖汝”，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。再聯系孟母斷織的故事，這買肉的錢

     應為紡織所得。所以，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，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。

 

　　     墨子沒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、倫理情感，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，以勞動者外在的物

     質功利為價值取向。從“入人園圃，竊其桃李”，“攘人犬豕雞豚”，到“入人欄廄，取人馬�！�；從“小

     為非”到“大為非”，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、積累，來論證自己的思想主張�？梢哉f，墨子是第一個闡明

     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。

 

　　    魏晉時期，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，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瑯邪（今臨沂）人王戎。王戎身為

     朝廷三公，其聚斂財富的方式，一不貪污受賄，二不盤剝吏民，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。他親執牙 

     籌，晝夜忙碌，雖失三公身分，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 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《齊民要術》，除農業知識外，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，禽畜的飼養醫治，農業副

     產品  的加工等，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。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。

 

　　     北齊瑯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，“稼穡而食，桑麻以衣，蔬果以蓄，園場之所產，

     雞豚之善塒，圈之所生”，“能守業者，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”�！爸�室村果，生則獲其利，死則遺其澤”。

      瑯邪顏氏以文學傳家，卻以樹藝木果，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，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。

　　司馬遷講，鄒魯“頗有桑麻之業”�！褒R魯千畝桑麻”，“與千戶侯等”。

 

　　     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“女工”。姜太公到齊，即“勸其女工之業”。到春秋時，齊地女工率先使用

     鐵制的刀針�！豆茏印ずＭ酢份d：“一女必有一刀一針”�！墩摵狻こ滩摹分v：“齊部世刺繡，恒女無不能�！碑�

     時，齊地制做的精美絲織品有“冰紈、綺繡、純麗之物，號冠帶衣履天下”。到漢代，臨淄、定陶、亢父（今濟

     寧）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。唐代詩人杜甫“齊紈魯縞車班班，男耕女織不相失”的詩句，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

     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。

　　     除桑麻外，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�？鬃拥茏佑衅� # 開、漆雕哆、漆雕徒父；宋國蒙（今山東曹縣

      南）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�！稘h書·地理志》講，兗州“厥貢漆絲”。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、漆園，漢

      代兗州的漆產量、質量已很可觀，并成為朝廷貢品。

 

　　     現代常見的樹類，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齊魯宅院�！对姟�齊風·東方之日》有“折柳樊圃”的詩句。榆樹春生榆

      莢，可良用救荒�！洱R民要術》稱“能種（榆）千頃，歲收千匹”。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。北宋莘縣人王

      親植三株槐樹于庭院，說：“吾之后世必有為三公者�！逼渥油醯┕�然在宋真宗時拜相，成為一代名臣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直今天， 山東仍多柳、榆、槐等樹，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�！肮咸依顥棥笔巧綎|人對庭院百果的概稱。管 

仲治齊，大力提倡種植瓜瓠百果。值得一提的是齊魯的吊瓜和葫蘆，幾千年來一直生長在庭院，至今也沒移植到田間。

      中國傳統的六畜是馬、牛、羊、豬、狗、雞，其廣義應包括騾、驢、貓、鴨、鵝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。

 

　　   從春秋發明牛耕開始，牛就和農家結下了不解之緣。齊人寧戚是個喂牛的，他以《飯牛歌》說齊桓公，其中有

 “從昏飯牛薄夜半，長夜漫漫何時旦”的詞句。農諺講：“蠶無夜食不長，馬無夜草不肥”，大牲畜要在夜里添芻 

料，寧戚的歌反映了齊地所積累的養牛經驗。戰國時，齊將田單被困在即墨（今平度市東南），竟能在久困的城內收得千余頭牛，以火牛陣大破燕軍。唐代登州東牟郡（今蓬萊）、萊州東萊郡（今萊州）、密州高密郡，“土貢牛黃”。牛黃是牛的膽結石，十分稀少，上述地區又非牧區，主要來之家畜，可知山東庭院養牛之多。

 

　　古人以車代步，馬多為有車的富家所養�？鬃又v：“有馬者借人乘之�！瘪T諼說孟嘗君“狗馬實外廄”。直到民國，山東的富戶門前都豎有拴馬樁，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墻壁上。高大豪華的宅院，再拴上幾匹馬，顯得十分氣派。至于其它家畜，更是山東人的家常生業。曾參家養豬，曾父烹豬以存教，與孟母如出一轍。

　　齊魯人民同樹果六畜在庭院內共處了幾千年，對它們傾注了太多的辛勞和感情，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。他們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樹果六畜的文化意蘊，體味出人生哲理、社會人倫和道德價值觀念，使樹果六畜成為人的文化載體和符號，并以此顯示人的主動立場和主體地位。這種思維方式及全部內容，也反映了齊魯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。

　　其一，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”，中國人往往為樹果披上生命的靈光，為禽畜賦以人的名分。
　　桃李為弟子、槐樹為三公、石榴為多子房，桃子、李子、杏子均以“子”命名。人獸之別本來有強烈的道德界定，可自古中國人就人與禽畜互名。先秦時的狗就有名字，山東、河北人呼貓為男貓、女貓。龍的傳人稱兒子為“犬子”，山東人名多“禽”，孔子名兒曰“鯉”，弟子名司馬牛。顏之推講，“北土多有名兒為驢、駒、豚子者”。這種以人度物的現象，反映了樹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員，是中國人熱戀故土家園心態的折射。遠離家鄉的人，望見家中的老槐樹，家中的雞狗，都會倍感親切，它們就是家園的代表和象征。

　　其二，庭院經濟培養了山東人民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和正義感，增強了對虧人自利、不勞而獲行為的鄙視。

　　農夫“蚤出暮入，強乎耕稼樹藝”，婦女“夙興夜寐，強乎紡績織#”，是齊魯人民的優良傳統。魯相公儀休家道富足，其妻因職業癖好而紡織不停，由此可知齊魯婦女對家庭紡織的熱衷和專一，對勤勞致富的自覺意識。直到今天，山東人對房前屋后、庭院欄圈都要精心規劃，從不閑置。這種勞動致富的自覺意識，使山東人對“非機杼之物”從不起非分之想�！案慌c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”。普通百姓或許不熟悉孔夫子的這段話，但他們懂得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”。墨子反對竊人牛馬桃李的主張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，偷雞摸狗的“小為非”被山東人所不齒，轟轟烈烈的“江洋大盜”的膽氣則為人們所欽服。

　　其三，古代山東人從樹果六畜中引發和體味出為人處世的哲理和原則，并將其納入日常生活的吉兇禍福之中。

　　像“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”，“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”，“前人栽樹，后人乘涼”，“尊客面前不叱狗”等成語，都是各階層人們體味出的處世哲理。山東人從遠古就有著逢兇化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。招鳳之桐，三公之槐特別受人青睞；桑與“喪”諧音，一般不栽在門前；男女婚姻，要看屬相是否相和；梨不分著吃。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產者對“兇禍”的恐懼，對吉祥、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并在被動、命定意識的背后，透露出一種以自己的智慧、進取來主宰生活的主動意識.